第5章 南京的无奈
正月的长江，雾锁江面，连风都带着浓浓的湿寒。南京城像浸在冰水里，那冷劲儿透过棉袍的针脚往骨头缝里钻，任你裹得再厚也挡不住。
前清两江总督衙门的匾额早换了，如今是中华民国临时大**府，院落里的梧桐枝桠，光秃秃地戳在灰天里，线条凌厉又萧索，仿佛一幅未上色的素描。
孙文立在窗前，指尖捏着张薄薄的电报纸，纸页轻得能被风吹走，可他捏得指节发白，倒像托着千斤重负。是北京来的，袁世凯亲笔，字里行间满是客气：“……清帝既退，共和告成。弟承天下推许，勉担组织临时政府之责。惟念国家初定，南北宜速归统一。拟请即派专使北上，共商善后。至**职位，理应由正式国会选举产生，弟绝无觊觎之心。大局为重，诸希亮察。”
“绝无觊觎之心”，孙文盯着这六个字，嘴角牵起一丝极淡的苦笑，转身递向身后的黄兴：“你看。”
黄兴接过电报扫了两眼，浓眉瞬间拧成疙瘩。这位临时政府陆军**身形魁梧，眉宇间总带着军人的悍气，此刻眼底堆满了疲惫：“冠冕堂皇得很。句句都占着理，实则句句都在逼我们表态。”
“不是逼。”孙文转回身，窗外透过来的光映着他清癯的脸，眼窝深陷，眼神却明亮，“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：他袁世凯耗得起，可这四分五裂的国家，耗不起。”
办公室里还坐着宋教仁。这位年轻的法制局局长正低头审文件，闻言抬头，推了推眼镜：“袁项城这是明退暗进。表面说**位要等国会选举，可清帝退位诏书上那句‘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’，已然给了他法理依据。如今他是北方的‘临时政府’主事，我们南京这边，反倒成了地方政权。”
话没说透，屋里三人却都懂了。炭盆里的火星偶尔噼啪爆开，远处卫队操练的口号顺着冷风飘进来，听着挺有朝气，倒更显屋里的沉寂。
“列强那边有动静吗？”孙文问。
黄兴从桌上翻出份外交部简报：“英国公使朱尔典、日本公使伊集院，昨天都见了袁世凯。美、法、德那些使节，这几日也都往北京跑。意思很明白：谁能尽快稳住局面，他们就认谁当中国的主事人。”
“也就是说，”宋教仁接话，语气直白得像捅破窗户纸，“我们若不承认他的政府，列强就不会认我们。没了外交承认，借不到外债，海关关税也拿不到手，军队的粮饷都成了泡影。”
孙文走到墙边的中国全图前，图上红蓝两色标着势力范围，红色是南方独立各省，蓝色是北洋军控制的北方，交错着从山海关裂到珠江口，像道没愈合的伤口。“我们手里，到底有多少真能打仗的兵？”他声音很轻。
黄兴报了串数字：“各省民军加起来号称三十万，可装备参差不齐，号令也不统一。真正能打仗的，只有湖北、江苏、浙江的部分新军，满打满算不到八万人。而袁世凯的北洋六镇，全是德式装备，训练有素，兵力超十万。”他顿了顿，语气更沉，“更要紧的是士气——清帝一退，不少将士觉得成功了，该回家种地了，再让他们北伐，难啊。”
一个“难”字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孙文的手指在地图上从南京划到北京，一千二百里路。这路他在海外流亡时梦过无数次，梦里领着义师直捣黄龙，建一个崭新的共和国。
可如今，路就在那儿，他却迈不开脚——不是不敢，是走不起，每一步都要浸染着同胞的鲜血。
“钝初，《临时约法》草案，何时能成？”他忽然问。
“最迟后天。”宋教仁答，“但先生，约法再好，也得有人肯守。袁世凯那样的人，会甘心被一纸条文束缚吗？”
这个问题像块石头投进深潭里，激起沉闷的回响。孙先生没立刻回答，走回窗前望着庭院里的青天白日旗。崭新的布料在灰墙青瓦间猎猎作响，鲜亮得闪眼，但也脆弱得揪心。
“你们知道吗？”他缓缓开口，像对旗帜说，又像对自己说，“我十七岁离开广州，去檀香山读书。第一次见轮船、电报，见洋人建的工厂、医院、学校，那时就想，为什么外国能做到的，而我们国家却不能？”
他转过身，目光扫过黄兴和宋教仁：“三十年了。三十年奔走呼号，三十年起事失败，三十年被通缉、流亡，看着同志一个个流血牺牲。武昌城头枪声响起那天，我在美国丹佛，从报纸上看到消息，手都抖了。我以为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”
声音很平静，底下却像长江的暗流在涌动。“可如今清帝退了，我们却坐在这里，商量着把**位让给一个前清官僚，一个靠练兵起家的军阀。”他每个字都咬得清楚，“为什么？”
黄兴和宋教仁没说话。他们知道，先生不是问他们，是问这个乱世，问这个历史。
“因为光有理想还不够。”他自己回答了，声音里有疲惫，更有清醒，“还得有枪，有钱，有列强的承认，有各省的支持。这些，我们都没有，可他袁世凯有。”
他拿起桌上的军事会议报告，上面全是各省要军饷的电文，数字触目惊心。“继续打，我们能赢吗？或许能，或许不能。可就算赢了，也是惨胜。这要多死多少人？多毁多少城池？多欠多少外债？”他放下报告，“到时候，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，拿什么建设？拿什么抵御那些虎视眈眈的列强？”
宋教仁忍不住了：“先生，难道就这么把革命成果拱手让人？我们流血牺牲，最后只换来一个袁世凯的天下？”
“不是拱手相让，是交换。”孙文摇头，竖起三根手指，“用**位子，换三样东西：第一，清帝彻底退位，断了帝制的根；第二，袁世凯公开宣誓拥护共和；第三，用《临时约法》和建都南京，把他的权力框住。”
黄兴皱眉：“约法能框得住他？南京他肯来？”
“所以要谈，要争。”孙文坐下，手指轻轻叩着桌面，“谈判桌上争不到的，战场上更争不到。可我们在法理上、道义上占住了理，他就不能随心所欲。”他看向宋教仁，“钝初，你的担子最重。《约法》必须写得周密，要把**的权力关进笼子里，内阁制、议会主权、司法独立，这些原则一条都不能少。”又转向黄兴，“你整顿军队。就算要和，手里也得有硬家伙。北洋军一天不整编，我们就一天不能松劲。”
窗外传来午时换岗的号声，办公室里又静了。孙先生忽然说了句后来被人反复提起的话：“非袁不可，唯防其专。”
八个字，道尽了他的判断、担忧、策略，还有那份无法破解的无奈。
消息像长了翅膀，下午就传遍了**府。西花厅里坐满了人，各省代表、同盟会元老、军中将领，抽烟的、争执的，声音快把屋顶掀翻了。
“让位？凭什么！我们拼着命革命，倒让袁世凯摘了桃子？”
“不让又能怎样？北洋军真打过来，谁去挡？你去？”
“要不迁都武汉！那里是起事的地方，有长江天险……”
“武汉？武汉还在清军手里呢！黎元洪那墙头草，靠得住吗？”
吵嚷中，一个年轻将领猛地站起来。他穿的将官服略不合身，肩章崭新，脸上还带着稚气，眼里在冒火：“孙先生！各位前辈！我们第八镇的弟兄，从武昌打到南京，死了多少人？现在要把天下让给袁世凯，那些弟兄不就白死了吗？！”
话里带着血泪，不少人都低下了头。孙文一直沉默地听着，等声音稍歇，才开口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卑职林虎，第八镇第三标标统！”
“林标统，”孙文点点头，“你说得对，死去的弟兄不能白死。所以我们才要建共和国，结束专制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对不对？”
林虎梗着脖子：“对！”
“那你说，是现在和袁世凯妥协，尽快实现共和，让活着的百姓少受战乱之苦重要？还是非要打到底，哪怕多死十万、二十万人，最后可能还是这个结局重要？”
林虎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“我不是怕打仗。”孙文站起身，环视众人，“我这一辈子，什么时候怕过？可打仗得有把握，得有本钱。我们的本钱是什么？是民心，是道义，是共和的理想。可如今清帝一退，很多老百姓觉得事情完了，该过安稳日子了——民心厌战啊，同志们。”
他走到厅**，声音提高了些：“袁世凯有兵，有钱，有洋人撑腰。我们有什么？有一腔热血，有共和理想，还有这面旗。”他指向窗外的青天白日旗，“可要是热血洒完了，理想破灭了，旗倒了，中国怎么办？再回到帝制？再让列强瓜分？”
句句诛心。满厅瞬间静了下来，那些激愤、不甘、疑惑的脸，渐渐都低了下去。他们听懂了，听懂了先生话里比不甘更重的东西——那是对国家、对历史、对四万万人的责任。
“我会主动正式提出辞职。”孙文最后说，“但有三个条件：第一，新**必须到南京就职；第二，必须遵守《临时约法》；第三，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。这三条，是底线。”他顿了顿，一字一句，“如果袁世凯不答应，就说明他无心共和。到那时，我们再打，就是捍卫共和，天下人都会站在我们这边。”
以退为进，以让为争，这便是他们的策略。
夜深了，孙又还在批阅公文。秘书轻手轻脚进来，放下一碗冒着热气的莲子羹：“先生，趁热吃点吧，您中午就没怎么动筷子。”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却没碰勺子。他手里捏着份名单，是拟派往北京迎接袁世凯的专使团名单——为首的是教育**蔡元培，德高望重；副使是宋教仁，懂法律善辩论；再加上几位军中、议会代表，阵容不可谓不隆重。可能不能把袁世凯请到南京，他心里没一点底。
“先生，”秘书迟疑了一下，“外头有些闲话……”
“说。”
“说您……说您是被袁世凯吓住了，是懦弱。”
孙文笑了，笑容很淡，难以言表。“三十年前，我捣毁家乡北帝庙神像，被乡亲骂数典忘祖，我不怕；二十年前，伦敦蒙难，差点被清使馆秘密处决，我不怕；十年前，镇南关起义失败，同志血染山河，我也不怕。”他放下名单，看着秘书，“如今，我会怕一个袁世凯？”
秘书脸红了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他摆摆手，“别人怎么说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做的事，对不对得起国家，对不对得起百姓。”
他走到墙边，那里挂着幅自己写的字：“天下为公”，墨迹酣畅，笔力遒劲。看了许久，他忽然问：“你觉得，什么是‘公’？”
秘书愣住了。
“把**位让给能稳定大局的人，算不算‘公’？用制度约束掌权者，防止专制复辟，算不算‘公’？”他像是问秘书，又像是自问，“有时候，退一步不是放弃，是为了更好地往前走。可惜，很多人不懂。”
窗外传来打更的梆子声，二更天了。孙先生终于端起那碗微凉的莲子羹，舀了一勺送进嘴里，甜丝丝的，却带着莲子芯的苦，在舌尖久久不散。
“拟电吧。”他说，“致北京袁世凯：清帝既退，共和肇始。文谨遵前言，辞去临时大**职。请公速南下，以定国基。谨派专使蔡元培等北上迎迓，盼早莅江宁，共商大计。”
秘书提笔记录，手有些抖。他知道，这封电报一发，一个时代就真的结束了——那个满是理想、激情与牺牲的革命时代，要让位于一个更复杂、更现实，也更未知的新时代。
“还有，”孙先生补充道，“把《临时约法》草案一并送去，告诉袁世凯，这是未来民国的根本大法，盼他恪守遵行。”
“是。”秘书退了出去。
孙文独自站在窗前，外面漆黑，没有月亮，只有几颗寒星疏疏落落地挂在天幕上。长江方向传来轮船的汽笛，呜咽着，像古老的悲鸣。他想起了陆皓东，想起了史坚如，想起那些倒在黎明前的同志。如果他们还在，会理解今天的决定吗？会骂他软弱，还是会拍拍他的肩膀，说句“先生，辛苦了”？
没有答案。
只有风，从北方吹来的风，穿过长江，穿过金陵古城，穿过这个站在黑暗里、亲手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的男人。
他站了很久，直到东方泛起第一缕鱼肚白，才低声说了一句，像誓言，又像叹息：“革命尚未成功。”
顿了顿，声音更轻，仿佛怕惊醒什么：“同志仍须努力。”
天，快亮了。
